記得那年，
我同時面對三場戰役——
升學考試、母親的情緒風暴、以及外公病逝的消息。
鋼琴逐漸遠離，
取而代之的，是教室裡的鈴聲、考卷的沙沙聲，
還有母親越來越重、越急促的呼吸聲。
那時的我，已經開始懂得「體貼」。
懂得讀表情、讀語氣、讀呼吸的變化；
懂得在她情緒快爆炸前，
趕緊安撫、轉移話題，讓暴風雨慢一點來。
我不懂心理學，
只知道只要我說錯一句話，
夜晚就會被眼淚、指責、和濃得化不開的安眠藥味包圍。
母親在外人的眼裡，是光；
在家裡，是碎裂後的星。
在外面，她是有智慧、賢慧、很會照顧家庭的母親。
大家看見的是她的能力、她的體面。
但只有我和妹妹知道——
回到家裡的她，就像一顆被愛炸裂後的星。
害怕失去、害怕孤單、害怕不被需要，
所以抓得很緊、很緊。
她常說：
「妳和妹妹是媽媽的命。」
這句話讓我心裡永遠矛盾：
被愛包圍，也被愛綁住。
被需要的同時，也背負了她所有的夜與痛。
那些在急診室度過的夜晚，
是我和妹妹的成年禮。
只要母親吞下過量安眠藥，
我們就得連夜把她送到急診。
因為我們怕
怕她轉身離開這個世界，
再也拉不回來。
那些夜裡，
我抱著證照考試的書，
妹妹抱著專業術語的默寫單，
兩個未成年孩子蜷縮在急診室角落，
一邊讀書，一邊祈禱母親平安。
有一次，她因心情低落吞下大量藥物，
要求我們道歉，
承認「做錯了什麼」惹她不滿。
但大多時候，
並不是我們做錯，
而是她承受不了外界的傷，
卻把痛倒進我們的身上。
那一夜，是我永遠忘不了的畫面。
急診室深夜匆忙而吵雜，
醫護人員忙著搶救別人的生命。
母親卻情緒失控，
要求我們叫醫師、要求再做檢查、
喊著自己沒有病要回家
要拔手上的點滴
她越激動，
我和妹妹越怕影響其他病人，
能做的只有一遍遍安撫，
一遍遍道歉。
後來她被「約束」在急診治療床，
她哭著求我們把她解開，
說：「我不會再這樣了。」
我們只能含淚解釋：
「媽媽，等您穩定了，就會解開了……」
但她的哭喊淹過整個急診室。
為了不打擾其他人，
我們跪在急診室走廊上，
一邊哭、一邊求她冷靜。
最後，我和妹妹偷偷解開她 一隻手 的約束帶。
換來的不是感激——
而是突如其來、用盡力氣的巴掌。
那一下，
不是痛，是心碎。
我們只是孩子。
可是十八歲的我仍然站在那裡。
沒有跑、
沒有崩潰、
沒有離開她。
因為我以為：
「承受」就是愛。
「撐住」就是孝順。
「不要讓她崩潰」就是我應該做的事。
那一年，
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破碎，
卻也在那裡，結成了最堅硬的殼。
十八歲的我，不是成熟，
是不得不長大。
「我是在急診室的燈光下長大的。
那些夜晚讓我傷痕累累，
也讓我成為能撐住別人的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