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ly 沒有錯—當整個時尚產業都在向資本靠攏
電影裡有一場戲，我猜很多人看完都記得——Miranda 趕走 Emily 的那一場。理由是「沒有 sense」、「不懂文化」、「只會賣東西」。觀眾看了會拍手叫好。終於有人捍衛了時尚的尊嚴，終於有人把那個只會做業績的、沒有靈魂的 Emily 趕出去了。
但我看的時候沒有拍手。我心裡冒出來的問題是—這真的是品味的勝利嗎？還是這只是電影需要的劇情？
原著作者自己也說了，這本書寫的不是 Miranda 這個人
我有讀到一篇 Vogue Taiwan 的訪談,原著作者 Lauren Weisberger 在續集上映前談這本書當年的本意。她說這 20 年產業變了很多,但很多東西沒變—而她當年寫《穿著 Prada 的惡魔》的時候,重點從來不是某個具體的惡魔老闆。她甚至坦白,Anna Wintour「在三個人的人群裡都不一定認得出我」。她寫的是「在那種體制下感覺自己格格不入、被壓榨」的那種狀態。
這句話我反覆想了很久。如果連原著作者都這樣說—那 Emily 被趕走這件事,就不能只看成 Miranda 的個人決定。它是整個體制在保護自己。
一個冷酷的事實:哪一間奢侈品公司不是以獲利為目的
要看清楚這件事,得先把時尚產業的浪漫拿掉,回到一個基本問題—LVMH 不是文化機構,是法國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Hermès 的市值在 2024 年甚至一度超越 LVMH。Kering 集團每一季都要對股東交代營收與利潤。所謂的「高端時尚」,從來都不是一個關於品味的事業,而是一個極度資本化的、以股東利益為核心的運作。
設計師那一端也一樣。Karl Lagerfeld 在 Chanel 的時候,每年要交出六到八個系列,這不是創作節奏,是工廠節奏。Raf Simons 當年離開 Dior,公開講過原因—時程表壓垮了創作。換句話說,這個產業從來就不是「為了美」存在的。它一直是商業,只是商業包裝得很漂亮。
那些 Miranda 看不起的事,現在頂級奢侈品牌親自在做
如果這個產業真的還相信「品味會贏」,那看一下這幾年的真實動作。Loewe 在 TikTok 上靠搞笑短影片爆紅。一個 1846 年成立的西班牙皇家御用品牌,演 meme、演奇怪的對嘴片、演用美術館等級的視覺去拍那雙昂貴到誇張的靴子怎麼穿到小腿——而且效果驚人,平均每支影片接近七萬讚。Anderson 在 Loewe 的 11 年,這個品牌的估值翻了好幾倍。
Balenciaga 早在 2021 年就跟 Fortnite 聯名—一個 1917 年由西班牙設計師 Cristóbal Balenciaga 創立的高訂老牌,跟一款射擊電玩做合作。玩家在遊戲裡可以買 Balenciaga 的虛擬服裝,現實中也能買 USD 725 的連帽衫。這是奢侈品產業第一次正式進入電玩世界,後來幾乎所有大牌都跟進了。
Apple 跟 Hermès 從 2015 年合作 Apple Watch 到現在,十年了,從未間斷。Louis Vuitton 自己出 Horizon Light Up 無線耳機,售價 USD 2,400 起,跟 Master & Dynamic 合作製造,外殼用品牌經典的 Monogram。
這些都是電影裡 Miranda 會皺眉的東西—「太商業」、「太低俗」、「不時尚」。但這些事,是這些品牌的創意總監親自在做的。
所以「品牌渴望度」說穿了就是「會不會賣」
第一篇我提過,Kering 新任 CEO Luca de Meo 把 CEO 的獎金結構,從綁營收成長改成綁「品牌渴望度」(brand desirability)。這個詞聽起來很高雅,像是在保護品牌的精神價值。但說穿了,「品牌渴望度」就是「會不會被想要」,而「會不會被想要」的最終驗證指標,還是「會不會賣」。
差別只在於——以前是「先賣得好,再回頭包裝成有品味」,現在是「先確認有人想要,再讓它賣得好」。順序倒過來了,本質沒變。整個產業現在學會用更精緻的語言,包裝同一件事。
Emily 不是反派,她只是先看到真相的人
寫到這裡,回到電影。Emily 在電影裡被趕走,不是因為她沒有 sense。是因為她戳破了體制不敢承認的事—這個產業早就不是靠品味運作了,是靠商業運作。Miranda 們心裡都知道,但沒有人可以承認。
Miranda 趕走 Emily,不是審美的勝利,是體制保護自己神話的反擊。Emily 必須被趕走,因為她的存在會讓所有人想起:「對齁,我們其實就是在賣東西啊。」而電影需要 Emily 是壞人,因為觀眾——尤其是那些還在這個產業裡工作的觀眾—需要繼續相信,那個品味會贏的時代還沒結束。
為什麼產業必須繼續演這齣戲
如果今天有人在編輯部開會時站起來說:「我們跟業務部、行銷部本質上沒有差,都是為了讓公司賺錢」—那編輯這個職業、設計師這個職業、整個時尚產業的意義感,會在那一刻崩掉。
所以產業必須繼續生產 Andy 這樣的角色—為了堅持深度內容犧牲一切的浪漫主義者。必須讓 Emily 被趕走——戳破真相的人必須被處罰。必須繼續相信「品味會贏」。這是一種職業心理的自我保護機制。
我懂這種心情,因為當年我就是這樣被淡出的。
那時候我在編輯部,剛好同時負責紙本跟數位。數位部的同事其實把我當自己人—我們會一起討論觀察到的市場變化、想著怎麼把這些觀察帶回編輯部去推動改變。畢竟我是公司寫文章最多的人,每一次的數位流量報告裡,我的文章幾乎永遠排在最前面。但紙本編輯部那邊不是這樣。
我提過不少提案—想把點擊率高的網路話題跟紙本的時尚深度結合,做一些前面沒有人做過的內容。提案的當下,我得到的回應幾乎都跟 Miranda 對 Emily 說的話一模一樣:「沒有 sense」、「不時尚」、「沒有人這樣做過」。
曾經一位資深編輯私下提醒過我:「你寫的東西流量是好,但這樣的內容能不能讓品牌信任你?能不能建立你自己的樣貌?」我那時候沒有回答,因為我知道她不是在攻擊我,她是真心提醒我。但這句話本身就是答案—在她的世界裡,「品牌信任」跟「流量」是兩回事,而後者注定低人一等。
後來我才慢慢明白,台灣老牌時尚媒體有一套很完整的、屬於它自己的美感體系—從版面、攝影風格、選題框架、被認為「有質感」的人物與品牌,到合作的造型師、攝影師、被拍攝的角度。這套體系運作了很多年,建立了一群人共同認定的「我們就是這個樣子」。問題是,這套體系並不打算改變。
像 Vogue 那種跨國集團,是有資源、也被總部要求要在全球同步做數位變革的媒體;它們會被股東、被全球市場、被資料推著往前走。但台灣的老牌時尚媒體不是這個結構—它們仍然把自己看作那個全台灣品味的最高點,仍然相信自己定義的審美就是審美本身。所以它們可以選擇不變、選擇繼續用那套既定的美感過日子,並且把不照那套來的人,當成「不時尚」。
有一個畫面我印象很深。
2024 年初,中國《費加羅男士》幫日本演員滿島光拍了一組封面,掌鏡的是日本攝影大師高橋恭司。那組照片的視覺語彙非常大膽——刻意處理過的眉骨、極具實驗性的光線與構圖,整個美學意圖完全跳出華語時尚雜誌一貫舒適的「漂亮、精緻、安全」的框架。
兩岸網友炎上的速度比照片本身還快。「把氣質拍醜」、「攝影師跟眉毛有仇」、「她是得罪編輯了嗎」——批評排山倒海。台灣這邊,從時尚雜誌出身的自媒體幾乎一面倒地加入嘲諷的行列,熟悉的話術全部到齊:「不像時尚雜誌」、「太用力」、「沒美感」。
但我身邊幾位專業攝影師朋友看到那組封面,反應幾乎是相反的—他們說那是有膽識的視覺嘗試,是高橋恭司一貫的作者風格,能用在華語時尚雜誌的封面上很難得。攝影師本人在 Instagram 上只淡淡地回了一句:「能夠拍下自己稱心的照片,我很開心。」
我跟那幾位朋友聊到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對我說的一句話十分感到認同:「台灣的美感,好像已經定型了。」
一張封面,兩種反應。差距不在審美的好壞,在「我們認定的範圍」有沒有把它涵蓋進去。對國際攝影圈來說,那是一次有作者意圖的創作;對台灣時尚編輯圈來說,那是一個越界的錯誤。
那一刻我才確定—這不是我個人提案被否決的事。這是整個產業已經把自己框在某一種美感裡,並且把框外的東西,自動歸類為「不夠時尚」。我那時候提的提案,本質上不是「不時尚」,是「不像我們認定的那種時尚」。這兩件事差很多,但在那個體制裡,它們是同一件事。
我就這樣慢慢被淡出了。會議不再叫我,選題不再問我。有趣的是,我在數位行銷的部分一直做得很好,公司也離不開我那一塊。所以嚴格說起來,我沒有被趕走—我是被「留下來,但被推到圈子外」的。
那時候很受傷,覺得是自己的問題。但回頭看才明白—他們不是在排擠我這個人。他們在保護那套用了很久、不能被戳破的美學體系。一個提出「我們可以同時要點擊率跟深度」的人,等於在公開承認「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其實不夠好」。沒有人能接受這件事,所以那個人必須變成隱形人。
Emily 沒有錯。她只是太誠實了。
而下一篇,我想把那兩個讓我徹底看清這個產業的故事說出來——一個是我提過的、被否決的提案;另一個是我訪過的、台灣時尚電商的開創者。這兩個故事拼起來,會回答一個我看了很多年的問題—為什麼這麼多本台灣的時尚雜誌,就連在台灣的市場上也沒能一本成為絕對的權威？
不是市場規模的問題,是更結構性的問題。
資料來源:Vogue Taiwan「Lauren Weisberger 訪談」、Business of Fashion、McKinsey & BoF State of Fashion 2025、Epic Games × Balenciaga 官方資料(2021)、Apple Newsroom、Master & Dynamic、《費加羅男士》中國版滿島光封面(高橋恭司,2024)、WWD、Fashion United(2025)
圖片來源：20th Century Stud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