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國戰略遏制，中國怎麼打？借鑒誰？

如果中美貿易摩擦是一場拳擊賽，中國人失敗的概率挺高的；但如果是打太極拳，就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口述/ 吳曉波

最近一個月來，“封殺”“禁止”“制裁”等字眼頻頻出現在中美關係的相關新聞中。從華為到香港，美國下手一次比一次狠。

就在7月21日本週二，美國突然要求中國關閉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兩天后，中國啟動強硬的反制措施：作為“回禮”，中國通知美方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不知不覺，從2018年4月的中興事件開始，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已有兩年多，儼然已經成為中國產業經濟最大的焦慮，也成為全球經濟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近現代中國浮浮沉沉，構成了一部屈辱史，亦構成一部發展史。中國的經濟總量在全球的佔比從1978年的不到2%，上升至2019年的16.4%。同時，中國早已不滿足於充當生產玩具和襪子的勞工角色，我們正在打破美國站在食物鏈頂端享受既得利益的舒適圈。所以，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是一個必然事件。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一局面呢？




01、回歸理性，以史為鑑
美國有本事在過去200多年裡，從一個英國殖民地，躍升為全球最大經濟體，靠的是什麼？靠的是用經驗積累起來的打法。

美國打過英國，打過日本，打過蘇聯，一身武藝，一身是膽。雖然今天特朗普看上去瘋瘋癲癲的，但他出的每一招都有章有法、有板有眼，打得中國很痛。所以，美國對中國在貿易、科技和政治上的遏制，並不是一個衝動的結果，而是一個理性博弈的過程。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我們用一種“義和團式”的民粹主義思潮來對抗美國，顯然是行不通的。

美國人越是步步緊逼，我們就越需要回歸理性，就更應該以史為鑑，去看看過去幾十年，美國的其他競爭對手，他們是如何應對遏制戰的：誰失敗了，誰又成功了？

02、失敗案例：日本
首先講一個失敗案例。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崛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美國經濟面臨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雙重困擾。1984年，美國貿易逆差總額為1090億美元，其中對日貿易逆差占到了50%。

於是，美國向昔日的小伙伴高舉“屠刀”：先是在高科技領域，美國通過24次“301反傾銷調查”、輿論戰和一紙《美日半導體協定》，全面打壓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隨後乾預外匯市場，迫使日元升值。

1985年，美國“逼迫”日、德等四個主要發達國家簽訂了著名的《廣場協議》。說到底還是美國要求日、德等國家減少對美國出口，以及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下調利率，並擴大內需市場。


紫線為日元兌美元匯率

日本人的死穴可能是缺乏獨立性。除了軍事外，日本的中央銀行獨立性也很差，依附於當時日本中央財政機關“大藏省”。

一般而言，貨幣政策有三大調控工具：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業務，而日本央行只能進行公開市場業務，其它兩項政策的製定需要和“大藏省”協商。

所以，只要美國一壓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壓日本央行。日本央行也只能乖乖照做，不斷下調利率直至3%，但依然沒有滿足美國的胃口。

於是兩年後，在“盧浮宮會議”上，美國不希望通過提高利率來穩定美元，轉而要求日本和德國降低利率。日本政府響應了號召，要求央行把利率下調至2.5%的歷史最低水平。https://tigerman.tw/

長期的低利率，導致貨幣供應量和流動性急劇增長。銀行和企業苦於找不到高回報的投資項目，紛紛投入到房地產和股市兩個大池子中，由此出現了巨大泡沫。




等到1989年，日本因通脹壓力和愈演愈烈的投機之風，不得不採取一系列緊縮政策，比如連續5次上調利率。

結果，突如其來的信貸緊縮導致房地產和股市泡沫雙雙破滅，形成一大堆不良資產，金融機構倒閉，經濟危機爆發。日本從此進入“失去的20年”。

03、成功案例1：德國
有人或許會問，當年簽了《廣場協議》的還有德國（1990年之前為聯邦德國），他也是美國主要競爭對手，但為什麼德國沒有失去20年呢？

《廣場協議》簽訂後，德國的貨幣——馬克，同樣出現升值。1985年至1995年，德國馬克兌美元匯率從2.9馬克/美元上升到1.4馬克/美元，升值幅度超過100%。

但同是貨幣升值，日、德的手段和結局卻大相徑庭。德國當局態度很明朗，果斷選擇了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德國將控制貨幣發行量、穩定國內物價放在首要位置，這也意味著放棄了貨幣匯率的穩定。

與日本央行不同，德國央行在製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時保持極強的獨立性，聯邦政府無權干預。




同樣面對《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態度時，德國官員說：抱歉不行，我們中央銀行跟你們美國一樣是獨立的，貨幣政策的製定是由委員會投票表決的。

德國就用這一套軟釘子把美國人頂了回去。

儘管馬克大幅度升值，經濟出現下滑，但德國政府一直將存款利率維持在3%以上。與此同時，德國還利用了各種貨幣和財政政策組合，抵消貨幣升值的影響。比如，德國央行將抵押貸款利率和貼現率都降低了0.5%，以刺激出口。

正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使得德國的通貨膨脹率長期穩定在較低的3.7%，並沒有像日本一樣出現經濟泡沫。

04、成功案例2：台灣
除了貨幣和貿易政策的靈活應對措施外，在產業政策上，中國台灣也為大陸提供了一些經驗和啟發。

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亞洲四小龍”轉移，中國台灣利用這一契機，依靠加工出口型工業實現騰飛。

但是到了1980年代，台灣出口導向型經濟弊端顯現，對美貿易順差過度膨脹，新台幣出現升值壓力。與此同時，美國“滯脹”、美元升值，引發了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人開始要求新台幣升值，並減少台灣對美貿易出口。

台幣升值自然使得國際熱錢大量湧入，導致了資產泡沫。為應對危機，當時台灣地方政府應對的辦法是什麼呢？

是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制定了《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員會，並通過淘汰落後產能，發展半導體和IT產業，倒逼自己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用產業經濟的調整來回應美國人。

所以，https://tigerman.tw/今天的台積電、富士康等大企業的崛起，跟那一輪美國壓迫和產業經濟轉型有很大關係。

05、中美“搏弈”，重點在“弈”
在遏制的過程中，美國突然發現，那個好欺負的“東亞病夫”不見了。新的角色讓世界，甚至是中國自己都感到陌生。

於是，中美正式上了牌桌，展開新一輪的“搏弈”。表面上是“搏”，互相搏擊、互相侵蝕，其實最本質、決定勝負的那一步卻發生在“弈”，也就是見招拆招、以我為主。




今天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製造國，同時有一個蓬勃發展的內需市場，美國針對中國的種種招數，並不能完全得到美國企業的響應，也不一定能得到它所有盟友國的呼應。用全球供應鏈的優勢，用我們熟悉的方式應對美國，中國仍然有可能退兩步、進三步，重塑競爭的態勢和格局。

如果中美貿易摩擦是一場拳擊賽，中國失敗的概率挺高的；但如果是打太極拳，就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