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系列》9天8夜在距離之間:篇章一 留在荷蘭,是選擇還是逃避? 當「更好的生活」開始改變責任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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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阿姆斯特丹的早晨,被濃霧覆蓋著。
不是看不見,而是看得不完整。
城市的輪廓還在,生活的稜角被虛化。
人與人之間,也被保留了一段剛好的距離。

圖說:濃霧的天氣,阿姆斯特丹火車站。

理想與現實 虛化的邊界模糊的曖昧

來到荷蘭前我們對當地的想像是風車、鬱金香、大片草原陽光明媚的地方,但事實上時節的關係與想像中不同迎接我們的是大片的濃霧,早上的荷蘭是現實中的寂靜嶺,霧濃得化不開就像家人們每個人都有所保留的距離。

其實從出國前家人們就在討論姪子想留在國外工作生活的意願,但我們知道這是一場沒有結論的討論,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出發點與角色。

表姊出國前覺得兒子必須要回國,因為父母需要他來陪伴、贍養,但論點為媽媽覺得兒子在國外過得太揮霍對金錢沒有節制,另外父母會年老會需要他承擔起家庭的責任,這本身就帶有強烈的主觀。

姪女出國前沒有表態,但是在經歷了這趟旅程沉澱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不重要的人,例如大伯、姑姑們,大家各有各的看法有的覺得出國像失蹤的人不用抱有期待,有的人則覺得孩子有他們的選擇權不應該多加干涉但更多的人與我一樣保持中立。

各方人馬各執一詞所以沒有結論也正常。但我想說的是當你決定留在遠方,你同時也在慢慢離開某些原本屬於你的位置。

自由的代價是不自由 當鳥飛出那個牢籠他還會想回來嗎?

來到荷蘭,由目前在荷蘭工作的姪子接機,可是那人的感覺與小時候不一樣,具體也說不上來,我個人感覺不代表客觀立場,我是覺得變得精於算計,他知道說什麼話能取得他想要的結果。

但他對父母的態度上我看到了「抗拒」,知道那是東亞小孩從小在父母控制下的成像,但是已經成年快30歲的男性,本應該擁有對生活的控制權但在經濟狀況不許可下,控制權就已經被剝奪,這些事情源於他選擇成為父母期待的載體,所以當他不用承載父母的期待,獲取獨立生活的自由後,當然就不想再回到那個被父母「為你好」的情感綁架的現場。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一句話「當經濟不自由你的自由就是假象」

責任的劃分從來不是冰冷的數字 那是逃離的藉口與自我的掙扎

在旅行的第2天晚上,姪子終於說「如果可以,我會想留在這裡工作生活,我比較喜歡這裡的步調。」

然後大家展開討論姪子到底留在荷蘭工作還是回台灣,表姊才鬆口父母的角色是希望他可以給予父母多一點陪伴,父母年老時會需要依靠他,但如果他要留在國外生活那麼父母的退休及生活規劃就需要重新制定。

但因為姪子很堅持想要留在國外,討論過程我覺得很有趣但也很現實,我們提出了各種方案,但都被這對各執一詞的母子駁回,母親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不斷地想融入孩子的生活,孩子因為想要獲取人生的主控權、想逃離母親的控制,大型的他逃她追現場。

討論過程相當波折,我們當時9天的行程有6天在討論,但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許多人提出的解決方式只要涉及孩子主導權的立場他就會掛臉,母親其實不斷地在退讓,最終沒有結論的結論是孩子每個月要給父母3萬元新臺幣作為買斷他人生自由的代價,但是要怎麼賺到這筆錢及要怎麼給都沒有人能監管控制,所以他自由了看起來有價但其實無償的自由。

但那是真正的自由嗎?我其實有很多的疑問,因為身為子女的責任並不是用金錢可以換算出來,當時我爸生病臥床可不是單純的你出錢他出力的問題,那是每個孩子已經與父母間隔開的生活與情感、病況之間的拉扯,長照問題也不只是單純照顧或費用的問題,涉及情感、陪伴、老人照護、家庭文化等,而我們身陷其中總是容易越理越亂。

父母一定會變老 身為子女承擔的責任也會越來越重

人生是一場有去無回的旅程,多數人都會經歷老、病及那個以死為終的結局。表姊當初生了兩個小孩,姪女在去年嫁人了,姪子大學畢業後一年工作然後回去讀書考上了首府研究所,畢業後如願成為博士生,博士讀了一年去荷蘭工作。

如果要留在荷蘭,這個以孩子作為風險承軸的家庭將沒有緩衝而陷入無依靠陷阱,因為妹妹說了一句話「我也有公婆要贍養」,這句話將會變成責任劃分的利器,與傳統觀念背弛,但如果兩人都不能陪伴在父母身邊,那長照壓力必定傾斜到妹妹這方,因為在荷蘭的哥哥絕對是鞭長莫及,但也如同妹妹最後表達的哥哥享受了這個家給予的所有資源,然後在父母最需要陪伴的時候放手,我沒有想偏袒誰因為誰都不容易,只是道理與社會框架在那裏,能不能接受是另一回事。

回想當時我給了一個折衷建議,那就是在父母還能遠行的時候,每年在荷蘭住半年、臺灣住半年的方案,我不知道會不會被採用,但好處是雙方都擁有相對寬裕的自由,父母可以獲得陪伴、子女也可以獲得相對的空間。